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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24 02:37 点击:
母亲姓严,小名梅子,出生在孝感北门外的严家桥八角楼村。上世纪二十年代,汉口第一次招收汉剧女徒,一位亲戚把母亲介绍给唱汉剧的远房亲戚涂顺桂学徒,师父见母亲端庄秀丽,嗓子特好,当即收她为徒,并改名玉声。从此母亲走上了以戏为业的生涯。 由艺徒到

母亲姓严,小名梅子,出生在孝感北门外的严家桥八角楼村。上世纪二十年代,汉口第一次招收汉剧女徒,一位亲戚把母亲介绍给唱汉剧的远房亲戚涂顺桂学徒,师父见母亲端庄秀丽,嗓子特好,当即收她为徒,并改名玉声。从此母亲走上了以戏为业的生涯。

由艺徒到汉剧“坤伶三杰”

旧戏班没有导演,戏班老板也不会给演员教戏、排戏,要想在戏班站稳一个行当,就得会演那个行当所有的剧目。因此,涂顺桂对弟子要求极严,不仅要求母亲练好扎实的基本功,而且必须学会三生行当所有的重头戏才能出师。母亲记忆力强,嗓音条件好,加上勤奋,不怕苦,学徒期满时,果然学会了三生行当大部分重头剧目,进入了武汉的剧坛。

母亲是第一批进入汉剧界的女性演员,更是首批饰演汉剧男性三生行当的“坤角”,加上有个从来不倒的“金嗓子”,很快在汉口新市场汉剧舞台站稳了脚跟,在高手如云的大武汉打开了市场。

当时武汉的各家报刊经常对母亲的演出进行报道,肯定批评兼有。母亲见到报纸上的爱护性意见,立即改正。《罗宾汉报》记者根据观众的反映,在1935年9月28日《知过必改:严玉声怕人说坏话》文章说:严玉声“犹有一事,值得揄扬嘉奖者,即一种‘长头发’,‘金手饰’毛病,完全革掉,不似从前值雌雄难辨,讨厌观众,玉声能接受评戏者之忠告,实具艺人之风范。”

此后,《罗宾汉报》对母亲溢美之词渐多。

1935年2月28日,《罗宾汉报》载有一篇《志严玉声》的文章,对母亲的艺德与人品给予了全面的肯定:“严玉声,三生中异突人才,袍茐登场,峥嵘一时,颖慧天成,举一反三,其造诣也,半假诸苍穹赋予耳。唱作极尽传神之致,露演新市场以来,深得好评,谓与代一鸣瑜亮相峙,洵不为过。坤伶中习此工者,又几何人,出人头地者更难指述阿谁矣。私处端静寡言,布衣荆钗,谨守闺律,风尘中固难觅此豸(疑错)。对技术之求进,不遗余力,暇则观摩侪辈之艺,以相砥砺,好学不倦,实堪嘉佩,鹏程远大,非雀鸟以言其鸿志耳。”

一个贫穷的农村姑娘,在师父严格教育与自身的努力下,由一个无知小艺徒,迅速登上了名角如云的汉剧大舞台,进入了“坤伶三杰”之列。

以“戏”抗战,捍卫中华

1938年,日本侵华军占领上海、南京之后,溯江西上,直逼武汉。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正确主张,同意加强政治工作,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1938年4月1日成立了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主管艺术宣传的六处处长为田汉,科长洪深以及未到任的徐悲鸿,和主管音乐的冼星海、张曙等。这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领导,团结文化界代表人物和进步青年骨干,执行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路线的部门。

当时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话剧、影视演员对本地戏班和“旧艺人”持鄙视态度。为了团结民间艺人,扶植传统戏曲,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人一方面与戏曲演员打成一片,又给话剧、电影界的同行讲明戏曲演员也是抗日宣传战线重要力量的道理,此后他们见了戏曲演员都十分尊重。这让楚剧和汉剧演员有了新文艺工作者那样的翻身感与荣誉感,主动参加“武汉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积极给抗日军民举行义演,期间演出了《平倭传》、《文天祥》、《巾帼英雄》、《卧薪尝胆》、《戚继光》、《汉奸末路》等大批创作剧目。庆祝台儿庄大捷时,汉剧演出了活报剧《把日寇赶回老家去》和时装戏《老伶居》、《最后两弹》等即兴创作的剧目。原省剧协主席龚啸岚老人就在这个时期给我母亲排演过由他创作和导演的剧目。

当时母亲最拿手的戏是《打鼓骂曹》。祢衡骂的对象是曹操,认为曹操是出卖汉室的奸相,所以宁死也要骂个痛快。当时的背景是南京沦陷,汪精卫组建汉奸政府,人们对汪精卫是一片叫骂之声。汉剧艺人不会演现代戏,只有借古讽今,把汪精卫当曹操来骂,以此激起人们对汉奸的仇恨。当时这个戏是有很强现实意义的。母亲每唱此戏都充满激情,也因成功饰演祢衡而得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为了提高戏曲演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艺术修养,举办了“战时留汉歌剧演员讲习班”。厅长郭沫若在开学典礼上,以班主任的身份讲了话。田汉根据讲话内容写了一首歌词,由冼星海作曲教唱。歌词的前几句是:

同志们,别忘了,

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抗战使我们打成一片,

抗战使我们欢聚在一堂。

……

结业时,周恩来亲自召开了座谈会,发出了七百多份结业证书。

我小时见到过由郭沫若、田汉签名并发给母亲的结业证和积极参加抗日演出活动的奖状。虽经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累遭日军狂轰乱炸,却仍珍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田汉被批判时,母亲把奖状偷偷烧掉了。

宁可贫困也不做亡国奴

鄂东要塞田家镇失守后,武汉岌岌可危,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母亲当时有多个选择:一是留在武汉;二是依附权贵离开武汉,据姨妈讲,当时国民党某上将的三儿子向母亲表示爱恋,被母亲断然拒绝。母亲最终选择了响应第三厅的号召,撤离武汉,继续以“艺”抗日。

撤离武汉前,第三厅成立了十个汉剧和六个楚剧抗敌流动宣传队,要在武汉实施一个艺术上的“坚壁清野”。母亲响应周恩来“到后方去作宣传工作”、“剧场即战场,舞台即炮台”、“追随政府抗战到底,不替敌人歌舞升平”的号召,撤出武汉,进入未被日寇占领的乡村。据武汉市文化局编写的《汉剧志》记载:“滞留新堤(今洪湖市)的汉剧演员李罗克、万盏灯等组织了班社演出,魏平原、李彩云、大和尚、牡丹花、董金阶、严玉声等名伶先后到新堤演出,新堤成了沦陷区汉剧艺人的集中地。”说明母亲实践了到沦陷区继续为抗日军民演出的承诺。

母亲曾对我说,他们那个队打算边演出边由沙市、宜昌进入重庆。在沙市一带演出时,遭到了日本空军的轰炸,演出人员大部分死伤,队伍打散,母亲只得护着年迈的“太”逃到了重庆。母亲失去了戏班,只好在重庆打锣湾租房闲住,直到日寇投降才回到武汉结婚生子,后来家庭发生变故,再次以演戏谋生。

上世纪50年代初,各地组建国营剧团,母亲应邀参加了黄冈地区汉剧团,她积极响应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号召,满怀热情地在农村、工矿演出,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八十年代还演出了《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郞等戏,深受广大汉剧观众的欢迎。期间,不仅演三生戏,也演老旦戏,戏路子更为宽泛。

母亲离世三十多年了,她慈祥和善的面容,淡泊名利低调为人的品格,一丝不苟认真唱戏的作风,对党和祖国热爱忠诚的感情,一直萦绕于我的脑际。我虽已经退休,但仍以母亲为榜样,在新时代文艺道路上发挥余热。

(编辑:张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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