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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论与新中国诗歌

时间:2018-12-29 06:11 点击:
毛泽东旧体诗词的发表和他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的公布,给新中国诗坛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他还以自己的革命文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主张,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不仅以他的诗词创作,给新中国一代诗风带来巨大的影响,还以他的精到的诗论,擘划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而且深刻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为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指明了宽广而正确的道路。在纪念他的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学习他的诗歌理论并审视其实际的影响,这对于建设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诗歌,应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富有启示意义的。

1957年《诗刊》创刊。毛泽东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18首外,还写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臧克家后来在自己的著作《毛泽东和诗》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前一段信是广为人知的,后一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只在诗歌界的一定范围内流传。这两段话是互为补充的,它表达了毛泽东对新中国诗歌发展格局的极其重要的战略设想,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发展,但应以新诗为主。

中国是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旧体诗词自《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迄唐诗、宋词、元曲,几千年来虽几经变革,但多以文言为诗,形式与格律到后来也趋于僵化。因而到了晚清之际已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成为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不独提倡新的文学思潮和价值观念,还清算正统诗坛传统诗派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主张诗体解放,提倡“新派诗”,以白话口语入诗。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突破旧诗格律形式,以白话自由表达情思的新体诗终于风靡于文坛。胡适曾说:“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①可见,他也认识到新体诗的产生不仅是诗体形式的革新,形式是从属于内容的,新诗形式的嬗变深深根源于社会历史变化所推导的时代需要,根源于表现人们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现代意识的需要。

当时,新体诗受到旧体诗维护者的激烈攻击,认为那不是诗。而新人对旧诗也往往采取决绝的态度,弃之如敝屣。在“五四”后现代文学发展中,新旧诗虽然对峙,但由于新诗迅速取得诗坛主流的地位,旧体诗江河日下,逐渐式微了。尽管仍不乏有人吟作旧体诗词,在青年人眼中旧体诗词似乎已成“遗老”、“遗少”们的专有物。

而毛泽东旧体诗词的发表和他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的公布,给新中国诗坛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既为旧体诗词注入了新的生命,以他那雄浑、壮丽的作品显示了旧体诗词在表现新的时代风云与革命情思上同样能获得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能产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高度审美魅力;而且他以诗词大家和具有精湛文学素养的文艺理论家的权威,在维护新体诗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从中国诗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度和高度,明确指出旧体诗词存在的条件、价值和前途。这不能不使整个中国诗坛耳目为之一新。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论述不仅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实际。而且在实践上,他的主张也更能充分调动各种年龄层次、各种审美时尚的诗人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新中国诗歌的“百花齐放”。

据说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新诗,也很少读新诗。他对于旧体诗词的受好远超于新诗。他读过许多旧体诗词,特别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等的词,连到外地视察,他还要随身携带一些旧体诗词②。尽管如此,他仍然充分肯定新诗,并认为新诗在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应是“主体”,他还不赞成在青年人中去提倡旧体诗词。这种历史的眼光就很了不起。作为读者,他有自己的选择;而作为国家领导人,作为深谙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家,他具有全局性更为高瞻远瞩的胸襟与眼光。他深知旧体诗词由于讲究形式,格律严,“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所以不宜广为提倡。他也不是完全不读新诗。在延安时代,他就不止一次读过肖三的诗作,并激励他写出更好的作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就包含对新诗成就的肯定。他也深知新诗自由、没有束缚、容易学的优点,深知新诗得以发展,应该成为“主体”,是符合历代诗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他虽然曾一度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③,却还是对新诗的探索抱有很大期望。这都说明,他决不因个人的偏好而无视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与规律。但他不赞成对于旧体诗词的笼统否定。他认为旧体诗词也可以经过一定“改革”而获得发展,并且进而认为它“一万年也打不到”。乍一看,这似乎正属“冒叫”!然而仔细考虑,毛泽东的“冒叫”性的诊断又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上,从中国人民的审美传统意识的积淀上来考察旧体诗词的生命力的。黑格尔曾经指出“心灵的旨趣决定了艺术内容的基础,尽管形式和形状可以千变万化”,但“不是每一个艺术形状都可以表现和体现这些旨趣,都可以把这些旨趣先吸收进来而后再现出去”;因为“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④。在中华民族的诗歌意识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兴观群怨”,“怨而不伤”、“温柔敦厚”等等已成为传统的审美心理积淀,成为“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诗歌所培养起来的独特的审美旨趣,它弥布于民族的深层意识中,作为诗歌的内容基础,它从旧体诗词中去寻找自己的适合的形式,正如现代人更现代更复杂的情思意趣要寻找新体诗的更自由的形式一样,难道不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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